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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数控工程系2014年度视频......

标清版 高清版   吴敬琏:建立有利于创新的机制   在“十一五”的讨论里面,关于怎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或者是经济发展方式,其实做了很多很充分的讨论。当时提出来大致上四个方向,四个途径。   第一个,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使得大量的农村的劳动力从低效部门转向效率相对比较高的部门。   第二个,发展“先进制造业”。   第三个,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第四个,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各个产业,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信息化。   这样一些讨论其实对我们当前对付金融危机仍然是非常有用的。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妥善的安排农民工的问题,现在有大量,据说有10%到20%的农民工返乡,有些回来了,但是还没有找到工作,这个必须认真对待,现在大概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务农。   第二个,找到新的务工的门路,比如说北京、上海的高速铁路会招一些工人,这4万亿投资会招一些工人。   第三个,帮助他们在本地,在他们的家乡或者在全市里面创业。   这里面我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现在人们常常忘了,98年的时候,我们对付东亚金融危机,大家只记住了那1千亿的国债,其实在我看来,98年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去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那时候经济条件也很好,因为刚好开了十五次代表大会,扶正了非公有制企业,所以起了非常好的作用。   第二个问题就是发展先进制造业,这个问题上现在有一些误解,就是认为先进制造业就是最现代化的制造业。这有一些误解,我想所谓先进的制造业,它的特点是在于它的服务化,所以我总是想用施振荣的微笑曲线来说明什么叫先进制造业。   我们知道台湾在80年代后期放开了外汇管制,一旦外汇自由化,台湾做待工的OEM的制造业就全部陷入困境,于是找出路,有各种各样的,施振荣在电脑工业里面,宏基是做电脑的,在电脑工业里面总结出来,出路就在于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他说现代制造业和价值连陷入微笑曲线,两端是附加价值高的,中间是附加价值低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从60年代开始,微笑曲线已经开始出现,服务化已经在制造业里面出现,但是这个曲线是比较,弧度不是那么大,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弧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弯,两头越来越翘,两头传统上说叫做服务业,而中间那个是传统的制造业,所以现在服务业是一个价值链,这个产业链是一个全产业链,这个产业链两端都是服务业,而且两端正好是附加价值高,盈利性强的,那么台湾过去在外汇放开以前,它的OEM值基本是做的低端,就是中间那一段,加工、组装、制造,它就在92年、93年就提出来宏基要向两端延伸,事实上台湾的制造业在80年代末期以后,一直到90年代初期多少都实现了这种延伸,有的延伸的远,有的延伸的短,你比如说富士康,富士康它还是做OEM,但是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用人家的设备,用人家的专利,用人家的专有技术来制造,富士康它的专利授权在台湾老是跟台机电,那是第一、第二,所以它能够做出像iphone那样漂亮的产品,它有很多专利的技术和产品,像宏基就延伸得很长,就是它做自由品牌。   所以先进制造业就是服务化的制造业,而服务化不是一级台阶,是整个楼梯,你延伸,可以延伸多长就多长,可以向哪个方向延伸就向哪个方向延伸,不是要一步到位就可以上到一个整楼梯了。我自己讲的时候也有一些地方没有说清楚,在转型的过程当中采取了一些不是很恰当的办法。   再一个发展服务业,我们的服务业的比重太低了,一般的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在工业大概达到整个GDP40%左右的时候,服务业就窜上去了,我们工业占GDP的比重占到了43%、44%,我们制造业占的比重比我们落后的国家,比印度还低,比印度低10%。   另外我们最近发展研究中心一些同志,认为我们现在还可以超出我们“十一五”时候的想法,还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我们研究,振兴产业,就是说在当前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有一部分企业在危机的冲击下也不能不淘汰,但是要想办法做加法,做加法就是我们现在完全有条件能够找到一些新的增长点,而在新的增长点上培育起我们自己的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业。我在今年年初北大论坛上曾经分析过信息通信产业,我们现在完全有条件建设起我们自己的拳头产业来,比如我们可以找一些例子,比如芬兰这个国家过去是一个很落后的农业国家,现在有一些全世界有名的企业,比如诺基亚,诺基亚在什么情况之下脱颖而出的呢?就是在无线通讯从第一代到第二代的转变过程中脱颖而出。我们ICT产业现在业面临着新的革命性的转变,有三个表现:   第一个,通讯工具传输手段所谓移动宽带化。   第二个,三网融合,电信网、广电网和英特网。   第三个,服务化。   硬件部分相对降低,而软件和服务的比重,有些企业整个就转向了服务业,比如IBM,IBM把危机的部分就卖给中国了,卖给中国的联想了,主要做服务。像宏基,宏基在台湾,这个企业分类里面是在服务业,不是在制造业,你天天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电脑,电脑,卖得好的就是上网本,这个业务中间有很多业务就是服务业务,手机也是这样,Iphone最赚钱的不是手机,而是它的服务业务,娱乐、软件的下载这样一些东西。   我们有很多条件,有很多优越的条件,如果抓得住这个机会的话,完全可以有一些,在这个大领域中,某些产业上,在最高层次的国际竞争就是提出标准设计的竞争中取得成功,就把整个产业能够实现升级,包括那些装配加工的企业全部带起来,其他一些行业也是很有希望的,例如汽车产业、能源产业等等。不过我们发展的可能性存在很多,但是实现的情况并不好,主要的问题是在于我们落后体制的压制,我们这些行业的条块分割,一些垄断性的企业得到政府的保护等等,使得我们这些可能性很可惜的丧失了,在这方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所以关键问题在于改革,从两个方面看:   第一,你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抛得掉那些旧的模式,才能消除那些抛弃旧模式的体制性障碍,我们在“十一五”,后来“十一五”讨论,我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那里面分析过,为什么这种旧的增长模式,旧的发展方式,说了多少年了,要改,要改,就改不掉,那里面讲了主要的问题就是体制性障碍,当时说了四条:   第一条,政府有太多的配置资源的权利,比如土地等等。   第二条,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变成了政绩好坏的主要标志。   第三条,财政体系逼迫使各级政府的领导都要把注意力放在扩大它的物质生产的规模上去。   第四条,价格扭曲。我们在资源价格,某些要素价格上还是用的计划经济的定价体制,严重的偏离均衡价格,一般说来就是低价,这样就造成了它促使了人们大量浪费资源的一种生产方式,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立不起来,立不起来就是没有很快的把有利于创新的经济社会体现出来。这里面我们曾经讨论过服务业,不管是制造业内部的服务业业务还是独立的服务业,在中国它就是发展不了或者说非常的慢,那为什么?我觉得最有说服力的还是耶鲁大学和长江商学院的陈志武教授详细分析过的,服务业要求的环境比制造业要高,因为它打交道的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现在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的保护碰到了司法的地方化,外国人说,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利,其实我们自己也深受其害。   因此,你如果不能够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的体制的话,新的有效率的集约的增长方式是很难行使的,很难被人们所接受。所以归根到底是一个改革的问题,如果不能够破旧立新,那么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要执行起来就非常困难   所以最后我用胡总书记纪念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讲的这一段话作为结束,我把这一段话献给大家。   我们要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中央提出这种号召已经三令五申,但是行动起来、推进起来非常困难,我就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进入财经视频新闻,观看更多精彩视频。

标清版 高清版   吴敬琏:建立有利于创新的机制   在“十一五”的讨论里面,关于怎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或者是经济发展方式,其实做了很多很充分的讨论。当时提出来大致上四个方向,四个途径。   第一个,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使得大量的农村的劳动力从低效部门转向效率相对比较高的部门。   第二个,发展“先进制造业”。   第三个,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第四个,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各个产业,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信息化。   这样一些讨论其实对我们当前对付金融危机仍然是非常有用的。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妥善的安排农民工的问题,现在有大量,据说有10%到20%的农民工返乡,有些回来了,但是还没有找到工作,这个必须认真对待,现在大概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务农。   第二个,找到新的务工的门路,比如说北京、上海的高速铁路会招一些工人,这4万亿投资会招一些工人。   第三个,帮助他们在本地,在他们的家乡或者在全市里面创业。   这里面我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现在人们常常忘了,98年的时候,我们对付东亚金融危机,大家只记住了那1千亿的国债,其实在我看来,98年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去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那时候经济条件也很好,因为刚好开了十五次代表大会,扶正了非公有制企业,所以起了非常好的作用。   第二个问题就是发展先进制造业,这个问题上现在有一些误解,就是认为先进制造业就是最现代化的制造业。这有一些误解,我想所谓先进的制造业,它的特点是在于它的服务化,所以我总是想用施振荣的微笑曲线来说明什么叫先进制造业。   我们知道台湾在80年代后期放开了外汇管制,一旦外汇自由化,台湾做待工的OEM的制造业就全部陷入困境,于是找出路,有各种各样的,施振荣在电脑工业里面,宏基是做电脑的,在电脑工业里面总结出来,出路就在于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他说现代制造业和价值连陷入微笑曲线,两端是附加价值高的,中间是附加价值低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从60年代开始,微笑曲线已经开始出现,服务化已经在制造业里面出现,但是这个曲线是比较,弧度不是那么大,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弧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弯,两头越来越翘,两头传统上说叫做服务业,而中间那个是传统的制造业,所以现在服务业是一个价值链,这个产业链是一个全产业链,这个产业链两端都是服务业,而且两端正好是附加价值高,盈利性强的,那么台湾过去在外汇放开以前,它的OEM值基本是做的低端,就是中间那一段,加工、组装、制造,它就在92年、93年就提出来宏基要向两端延伸,事实上台湾的制造业在80年代末期以后,一直到90年代初期多少都实现了这种延伸,有的延伸的远,有的延伸的短,你比如说富士康,富士康它还是做OEM,但是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用人家的设备,用人家的专利,用人家的专有技术来制造,富士康它的专利授权在台湾老是跟台机电,那是第一、第二,所以它能够做出像iphone那样漂亮的产品,它有很多专利的技术和产品,像宏基就延伸得很长,就是它做自由品牌。   所以先进制造业就是服务化的制造业,而服务化不是一级台阶,是整个楼梯,你延伸,可以延伸多长就多长,可以向哪个方向延伸就向哪个方向延伸,不是要一步到位就可以上到一个整楼梯了。我自己讲的时候也有一些地方没有说清楚,在转型的过程当中采取了一些不是很恰当的办法。   再一个发展服务业,我们的服务业的比重太低了,一般的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在工业大概达到整个GDP40%左右的时候,服务业就窜上去了,我们工业占GDP的比重占到了43%、44%,我们制造业占的比重比我们落后的国家,比印度还低,比印度低10%。   另外我们最近发展研究中心一些同志,认为我们现在还可以超出我们“十一五”时候的想法,还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我们研究,振兴产业,就是说在当前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有一部分企业在危机的冲击下也不能不淘汰,但是要想办法做加法,做加法就是我们现在完全有条件能够找到一些新的增长点,而在新的增长点上培育起我们自己的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业。我在今年年初北大论坛上曾经分析过信息通信产业,我们现在完全有条件建设起我们自己的拳头产业来,比如我们可以找一些例子,比如芬兰这个国家过去是一个很落后的农业国家,现在有一些全世界有名的企业,比如诺基亚,诺基亚在什么情况之下脱颖而出的呢?就是在无线通讯从第一代到第二代的转变过程中脱颖而出。我们ICT产业现在业面临着新的革命性的转变,有三个表现:   第一个,通讯工具传输手段所谓移动宽带化。   第二个,三网融合,电信网、广电网和英特网。   第三个,服务化。   硬件部分相对降低,而软件和服务的比重,有些企业整个就转向了服务业,比如IBM,IBM把危机的部分就卖给中国了,卖给中国的联想了,主要做服务。像宏基,宏基在台湾,这个企业分类里面是在服务业,不是在制造业,你天天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电脑,电脑,卖得好的就是上网本,这个业务中间有很多业务就是服务业务,手机也是这样,Iphone最赚钱的不是手机,而是它的服务业务,娱乐、软件的下载这样一些东西。   我们有很多条件,有很多优越的条件,如果抓得住这个机会的话,完全可以有一些,在这个大领域中,某些产业上,在最高层次的国际竞争就是提出标准设计的竞争中取得成功,就把整个产业能够实现升级,包括那些装配加工的企业全部带起来,其他一些行业也是很有希望的,例如汽车产业、能源产业等等。不过我们发展的可能性存在很多,但是实现的情况并不好,主要的问题是在于我们落后体制的压制,我们这些行业的条块分割,一些垄断性的企业得到政府的保护等等,使得我们这些可能性很可惜的丧失了,在这方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所以关键问题在于改革,从两个方面看:   第一,你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抛得掉那些旧的模式,才能消除那些抛弃旧模式的体制性障碍,我们在“十一五”,后来“十一五”讨论,我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那里面分析过,为什么这种旧的增长模式,旧的发展方式,说了多少年了,要改,要改,就改不掉,那里面讲了主要的问题就是体制性障碍,当时说了四条:   第一条,政府有太多的配置资源的权利,比如土地等等。   第二条,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变成了政绩好坏的主要标志。   第三条,财政体系逼迫使各级政府的领导都要把注意力放在扩大它的物质生产的规模上去。   第四条,价格扭曲。我们在资源价格,某些要素价格上还是用的计划经济的定价体制,严重的偏离均衡价格,一般说来就是低价,这样就造成了它促使了人们大量浪费资源的一种生产方式,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立不起来,立不起来就是没有很快的把有利于创新的经济社会体现出来。这里面我们曾经讨论过服务业,不管是制造业内部的服务业业务还是独立的服务业,在中国它就是发展不了或者说非常的慢,那为什么?我觉得最有说服力的还是耶鲁大学和长江商学院的陈志武教授详细分析过的,服务业要求的环境比制造业要高,因为它打交道的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现在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的保护碰到了司法的地方化,外国人说,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利,其实我们自己也深受其害。   因此,你如果不能够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的体制的话,新的有效率的集约的增长方式是很难行使的,很难被人们所接受。所以归根到底是一个改革的问题,如果不能够破旧立新,那么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要执行起来就非常困难   所以最后我用胡总书记纪念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讲的这一段话作为结束,我把这一段话献给大家。   我们要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中央提出这种号召已经三令五申,但是行动起来、推进起来非常困难,我就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进入财经视频新闻,观看更多精彩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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